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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的这碗汤圆,舌尖上的家门

2020年2月2日 - 文学小说
记得中的这碗汤圆,舌尖上的家门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汤圆。但我们乡下人要土气一些,把汤圆叫作“圆子”。我的碗里一共有4个圆子,后来,有几个大人又给了我一些,我把它们吃光了。以我当时的年纪,我的母亲认为,我吃下去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复,她的儿子“爱吃圆子”,“他吃了8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爱吃圆子,一顿可以吃8个。

妈妈的山粉圆子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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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家里拮据,很少能吃到肉,妈妈养的两头猪到过年宰了卖钱以贴家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家的猪都是吃剩饭剩菜还有妈妈亲手种的绿色菜长大的,可是每只猪从年初养到年尾也才一百来斤,比现在专喂瘦肉精的猪还瘦,所以我们姐弟只能看着屠户将肉整扇整扇驮走却无计可施。

当然也会留一点猪肉留作年用或是腌成腊肉,风干肉。杀猪的夜晚不要太美好,我们在屋里听着猪的嚎叫,看着屠户将毛烫热拔净,最后呈现光不哧溜粉皮白肉猪。妈妈尤其的忙活,烧水,蒸血,洗肠刮肚,想吃肉的我们也会变得特别的乖,力所能及地帮着妈妈做这做那。

当晚,招待屠户和帮工,妈妈做了一锅的猪肝猪血汤,撒点自家种的蒜叶花儿,香气扑鼻而来,口水已流成呆傻儿状,我和姐姐总是先喝汤后吃干货,弟弟狼吞虎咽地边吃边喝,很快就喝完了,然后找妈妈要,妈妈说等干活的大人都吃好了你们再盛。此时的妈妈正在一边看着锅里的红烧肉一边搓捏山粉圆子(红薯粉和大米崩成的米花加水和葱姜蒜揉捏而成),我和姐姐如数家珍般数着碗里的干货一边帮妈妈烧火,锅里的红烧肉噗呲噗呲的响声是那个夜晚最美妙最难忘的和弦乐。

待肉烧好,妈妈装盘,将剩下的肉汁兑水下搓好的圆子团,一个个小圆球滚到锅里,加点酱油,焖上锅盖,吩咐大火伺候。约摸五六分钟后,妈妈揭开锅盖翻边儿看火候,此时的我们三眼睛瞪得如圆子般大,暗暗思忖啥时候跳到碗里来。耐心的等待后,妈妈尝尝咸淡,吩咐小火焅汁,不一会儿妈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拿过我们手里的碗,数着个数依次放到我们碗里。

心急的我们总是被烫得直喊妈,妈妈则是笑着嗔怪我们吃得太着急,当心烫着心。

后来的后来,妈妈也经常为长身体的我们改善伙食,可是我们还是喜欢杀猪的夜晚,为了那一锅汤,也为了那热乎乎圆滚滚的山粉圆子,那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仪式感。后来没猪可杀的时候,妈妈一说做山粉圆子烧肉,我们便眉飞色舞。

每次回家妈妈总是说:“想吃什么呢,娃儿们?”而每每离开的时候,妈妈总红着眼,喃喃自语到“回来就待这么几天,也没能够给你们做些什么吃的。”妈妈也许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明明已经付出了所有却还在懊恼什么也没给你的生物。

我相信吃酒席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某一场酒席上喝了一斤酒,人们就会记住,还会不停地传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记忆都有局限,记忆都有它偏心的选择——人们能记住你与酒的关系,却时常会忽略你与马桶的关系。

爸爸的肉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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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南方,而在南方人眼里是北方的皖南小镇,唯一的面食就是挂面,虽然我们自家也种小麦,但是不会做馒头花卷饺子之类的,只能卖了换挂面。爸爸特别的爱吃挂面,炸鸡蛋汤挂面,肉丝挂面,青菜挂面,甚至清水挂面,都行。

我上高中的那一年,妈妈骑自行车摔断胳膊,爸爸一个人挑起了家里家外所有的重担,农田里的活计,小卖店的生意,还有妈妈的饮食起居,分身乏术的爸爸折腾得筋疲力尽。但爸爸也没有言苦喊累,让我不要担心,在学校好好学习不要分心。

返校的那个中午,爸爸从外面吊回来2斤前槽猪肉,撸着袖子自己在厨房忙活。只听到“当
当 当,呲呲呲
‘的声音响成一片,当爸爸端着热乎乎的肉丝面上来的时候,我敢说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肉丝面,尽管肉丝切成了肉片,尽管挂糊不是很均匀,但这些都不影响香气四溢的碗面,那是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男人苍劲有力的厚重感。

现在的爸爸俨然是个会做饭的小老头了,言语更少了,银丝也满头了。

直到现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亲仍认定她的儿子“爱吃圆子”。其实我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吃”这个问题上,爱和不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有”。在“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行为:能吃就吃。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逮住一顿是一顿。

公公的西湖牛肉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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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个少言寡语的北方老头,年轻的时候当过通讯兵,服役回来任科级干部,但不善言语也不喜欢与人虚情假意甚至马屁领导,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

从我见到他第一面,他就跟我说话,唠家常,做大锅菜给我吃。老公说:”看来我爸挺喜欢你啊,我是他亲生的,二十多年跟我说的话都没跟你这几天说的多。“我窃喜的同时感谢老头的喜爱。

时间催人老,退休后没几年的光景,公公两鬓斑白了,性格也随之柔和了好多,言语多了,乐的次数也见多了。我无意中跟他说起的鞋子哪个哪个装饰掉了,不知道上哪里修一下。公公说:“你放那儿吧,我看看。”第二天下班回家,我就发现,鞋子装饰物粘好了,而且补得特别细致,根本看不出来。我问他:”哪里修的?”他说:“我自己弄的”然后呵呵一笑。

记得在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有天下班回婆婆家吃饭,进到厨房,看到公公戴着老花镜,一手掌勺,一手握着锅柄,眼睛还不时地往上看。我好奇地问道:“爸,你做啥呢?”他乐呵呵地说:“呃,我今天从网上看到一个做汤的方子,我就抄下来了,寻思做着试试。”我哦了一声后就没再关注了。

直到喊开饭了我慢腾腾地挪到餐椅上,公公把饭菜都端上桌了,最后端了一大碗的汤。这时婆婆说:“前两天去饭店吃饭,你爸看你挺爱喝西湖牛肉羹
的,这不,从网上新学来的菜谱,露一手给你尝尝呢。”我感激又不好意思地的看着我公公,小老头说:“咳,也不是就做给你吃的,我这不是想学学网上的新菜谱嘛。”

我还想告诉我的母亲,其实那一次我吃伤了。很抱歉,“吃伤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可我会原谅自己。在那样的年代,有机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会吃伤。

婆婆的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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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做饭比起来,婆婆更擅长于穿上白大褂,穿梭于医院的手术间,为患者排忧解难,救死扶伤。虽然退休了,还是没离开岗位,返聘回院里专家坐诊。

我生女儿的时候还差十几天就过年了,爸爸在老家发生小车祸,我让妈妈赶紧回家看望,剩下老公伺候月子。婆婆每天白天上班,下了班就回到我家帮我老公一把,年夜饭是我们三带着孩子凑合吃的,当时所有的重心就是我和孩子,吃什么,怎么吃,过什么年,年怎么过这些都不叫事儿。

正月初三,集市开张,老公出去买菜,当时他也就是一个毛头小伙,根本不懂柴米油盐酱醋茶,凭着感觉买了一斤五花肉回来,婆婆着手炖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终于给我盛了点带颜色的菜,我满心欢喜,这些天鲫鱼汤,牛尾骨汤,猪蹄黄豆汤,只有老天爷知道没有盐的滋味。

一看到碗里带颜色的竟然是红烧肉,哎呦我去,我迫不及待地大口咬起来,入口即烂,肥而不腻,醇香甜蜜,吃完碗里的我又要求老公再给盛一碗肉来,婆婆和老公看着我饕餮般吃相,笑得合不拢嘴。当然,他们没舍得吃那炖肉,都留着给我塞牙缝了。

时至今日,我一直记得那顿红烧肉,时时跟婆婆提起来,开玩笑地说:“那顿肉是我嫁到咱们家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以前没有以后好像也不会有了。”婆婆笑呵呵地说:“那是因为你太馋了,在那个坐月子的特殊日期,你的味蕾跟平时不一样,所以你会一直记得那顿肉,我呢,也是,一直记得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给我包的大馅儿饺子,也是久久不忘啊。”

我很庆幸,我嫁到一个如此善良,宽厚的人家里来。因为我只身一人来到小岛,夫家的每个人都对我特别的好,而且家族也非常非常的团结,让我荣幸之至。然后,家族的人们也个个都是吃货呢。

夫家的每个亲戚都很会做美食。大姑做饺子烙饼都是绝活,二姑炖肉炖排骨那也是没谁了,我妈妈刚开始吃不惯他们做的大块跟东坡肉似的五花肉,后来我怀孕生孩子,二姑送了好几次炖肉过来,我妈妈吃了赞不绝口。三姑呢是个爱美又懂养生的人,她做饭手艺其实不咋地的,但是做起小米粥,凉拌菜什么的简单养生菜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老姑做的虾仁疙瘩汤,三鲜馄饨都是味美汤鲜的美食,就连普普通通的鸡蛋酱也是做得色香味俱全。兵哥爆炒空心菜,辣炒花蛤,极有大厨的味道,就连水煮基围虾都比别人做得鲜美。楠哥不会开火做饭,可是醋拌方便面酸爽刹口,康弟呢继承了他爹妈的厨艺,炖肉炖排骨,糖醋里脊也都是厨子味儿。大妗子做的白菜叶蒸肉是我来北方后吃的第一爱吃的农家菜,老姨做的白肉蘸酱油我都是特别特别的爱吃,因为我是吃货。O(∩_∩)O

最最受孩子们青睐的是春夏秋冬吃不够的烤串,前提是我们自己准备食材,找个风景秀丽的河滩或者是楼下葡萄架下,架起烤炉,串上各种能烤的食材,兵哥撸起袖子为我们大家伙被烟熏火燎,男人们再拿起手里的啤酒,听着女人们叽叽喳喳,孩子们嘻嘻哈哈,伴着月色享受家庭的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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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也很会做饭,尤其是生了孩子后,我们俩绞尽脑子,大展拳脚地学做各种中西式饭菜和点心,虽然有时候也很累,但是我们都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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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是我们人类开门就面临的生存问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亘古不变的话题,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和风俗文化;吃也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

我们这个吃货大家族,瘦子少,欢乐多。

我为什么至今还记得那碗汤圆呢?倒不是因为我“吃伤了”,首要的原因是汤圆属于“好吃的”。吃好吃的,在当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说的就是“好吃”与“记忆”的关系:饿狗记得千年屎。那碗汤圆离我才40多年,960年之后我也未必能够忘记。

“好吃的”有什么可说的吗?有。

我们村有一个很特殊的风俗,在日子比较富裕的时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关起门来独享是一件十分不得体的事情,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质疑:你不说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么会知道呢?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过过苦日子。我要告诉大家,人的嗅觉是十分神奇的,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的基因会变异,你的嗅觉会变得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这么说吧,你家在村东,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村子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们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

所以,乡下人永远都不会去烧单纯的红烧肉,他们只会做青菜烧肉、萝卜烧肉、芋头烧肉,一做就是满满的一大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送。左边的邻居家送一碗,右边的邻居家送一碗,三舅妈家送一碗,陈先生家送一碗。因为有青菜、萝卜和芋头垫底,好办了,肉就成了一点“意思”,点缀在最上头。

我们乡下人就是这样的,也自私,也狠毒,但是,因为风俗,大家都有一种思维上的惯性:自己有一点儿好的马上就会想起别人。它是普遍的,常态的。这些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家外来户。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如歌的行板》。它脱胎于一首西亚的民歌,作者不详。这首歌我引用过好几次了,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这么唱的: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還没有倒满半杯酒,

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第一次读到歌词是在198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宿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需要回忆,不需要。往事历历在目。在我的村庄,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伟大而温润的中国乡村传统依然没有泯灭,它在困厄里流淌,延续:每一个乡亲都是瓦尼亚,每一个乡亲都是卡契卡。我就是卡契卡,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瓦尼亚,就离开了我的村庄。这是我欠下的。

很可惜,在我还没有离开乡村的时候,这个风俗已经出现了衰败的态势,最终彻底没落了。

风俗和法律没有关系,可我愿意这样解释风俗和法律的关系——风俗是最为亲切的法律,而法律则是最为彪悍的风俗。

风俗在一头,法律在另一头。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好和坏不是从一头开始的。好,从两头开始好;坏,也是从两头开始坏。在任何时候,好风俗的丧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不是我危言耸听。

分享,多么芬芳的一个东西,它到哪里去了呢?

“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一块与狗分享的骨头才是慈善。”

这句话是杰克·伦敦说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上大学二年级,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这句话至今还像骨头一样生长在我的肉里。杰克·伦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质,分享源于慈善,体现为慈善。

我要感谢杰克·伦敦,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给我送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词:分享。此时此刻,我愿意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词:分享。这个词可以让一个男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男人——他曾经梦想着独自抱着一根甘蔗,从清晨啃到黄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体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骨头,这一根骨头也足以支撑起我的人生。这不是因为我高尚,不是,我远远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过他们的骨头,我自然有分享的愿望。“愿望”有它的逻辑性和传递性,愿望就是动作——父亲抱过我,我就喜欢抱儿子。儿子也许不愿意抱我,可这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的怀里将是我的孙子。是的,所谓的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分享”这个词的使用率正在上升。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分享”终于成为汉语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而“分享”也真的成为我们切实可感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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